【文/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资料图)
自2018年以来，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这是由国家之间实力此消彼长、日益接近的客观态势决定的。当前出现国际竞争转变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俄乌冲突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意味着国际产业链合作格局面临着逆全球化倾向带来的安全冲击。
在安全冲击下，产业链面临的不仅是纵向风险，还有横向风险的挑战。
从2000年、2019年以及2021年的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变化可见，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与美国、德国并肩的全球三大产成品贸易中心节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为一头独大。
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图
资料来源：《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王直等，2015年），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注：产成品是指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最终商品出口。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可以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产成品出口、中间产品出口等部分。贸易流向图中任意一条曲线代表按顺时针方向的上游节点出口商品至下游节点。节点大小代表产成品总出口金额，曲线粗细代表双边贸易量的大小（仅保留了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计、超过50亿美元的贸易流）。】
逆全球化下，美欧近期出台政策，希望摆脱对中国这个产能中心的依赖，去中心化的横向风险由此产生，应对的关键在于引领式创新能力。
一体化的大企业（集团）虽在追赶方面拥有优势，却无助于解决引领问题。以“VLSI计划”为例，日本凭借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实现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赶超，甚至发生英特尔“被迫”退出DRAM市场的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追赶乃至反超并未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再次回到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日本也再次沦为追赶者，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开辟了市场规模堪比DRAM，同时利润空间更大的算力芯片新赛道。
换言之，在美国开创的赛道上，集中化的大企业（集团）固然有助于日本追赶，但想成为真正的引领者，需要有不断开辟新赛道、新领域的能力。从产业组织角度看，美国雄厚的引领式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分散竞争、蓬勃发展的小企业群体。
因此，在安全冲击下，仅是存在“卡脖子”风险的领域需要集中化变革，应对去中心化风险则需要分散化，有利于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的“中国–周边”连横合作。
区域连横：分散到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强化区域产业链合作
思考如何应对去中心化风险，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需要留住全部产业链。尤其对于严重供过于求的产业链（例如占全球产能比重82%的空调产业、77%的光伏产业、49%的洗衣机产业和41%的纺织服装产业）而言，是否意味着将全部产能集中留在国内就可确保中国的产业链安全。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存在有限资源约束下的安全和效率权衡问题。若将产业链安全理解为本国产能占全球产能的比重越高越好，或本国在全部产业、产业链的全部环节都自给自足，则会面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产业链安全，并非一味求大、求全，而是在于提升一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对于我国纺织服装、家电、光伏等产能严重供过于求的成熟产业链，没有必要保留所有产能，主动引导向外分散反而是有助于化解横向风险的举措。
那么分散到哪些区域对中国更有利呢？
首先，由“全球产成品贸易流向图”可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远超其他经济体，而东南亚等大部分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比与美国的联系更紧密。即便是对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经济体而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量也比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2021年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不但中国流向各国的线条普遍明显变粗，与东南亚的联系也更加深化，图中首次出现中国与马来西亚产成品贸易的连线。
其次，在过去70余年全球化铸就的各国紧密的经贸联系下，逆全球化下的横向风险并非所有国家间的相互联系都会很快断开，而是三大区域中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联系可能弱化，意味着区域内部其他经济体对于区域核心节点的重要性相对提升；更重要的是，即便三大中心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弱化，也可能通过各自加强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而形成间接联系。无论哪种机制，均意味着逆全球化下三大区域中心与本区域内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可能“代偿性”增强，凸显了加强区域合作在应对横向风险时的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是基于中国与东南亚经贸联系不断强化的现实，还是横向风险意味着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对核心节点重要性上升的逻辑，或者出于对地缘政治的考虑，东南亚均应作为中国主动引导成熟产业链分散外迁的首选地。更重要的是，以对制造业非常重要的人口因素为例，2021年越南和东盟总人口分别是中国的6.9%和47.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是中国的7.0%和47.2%。即便东盟作为整体且全民劳动也仅有6.7亿劳动力，而中国仅劳动年龄人口就高达9.7亿。这意味着相比将产业链分散到其他人口庞大的国家，中国向东南亚诸国分散成熟产能，在较长时间内不用过于担心因双方经济总量快速接近而由以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
接下来的问题是分散哪些产业链。
从横向风险的角度看，“主要工业制成品的国别消费占比和生产占比”一图中严重供过于求的行业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它们大多也是逆全球化动向下去中心化的目标。以家电、纺织服装行业为例，自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它们的横向风险就已经显著暴露，直接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相关产能的依赖度较高。
主要工业制成品的国别消费占比和生产占比
即便在贸易摩擦爆发3年后，2021年美国占全国产能比重25%的服装行业、43%的制鞋行业依然从中国进口，中国占据这些行业的庞大产能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过去的人口红利。但中国要素禀赋正由“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转向“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即便没有来自去中心化的横向风险，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不再支持中国继续保持大规模的产能。
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应对方式是将本国资本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国外，在海外实现本国资本与国外劳动力的结合。近两年快速发展的越南纺织业印证了这一逻辑，外资企业贡献了越南纺织业约60%的出口金额，而中国约占越南外商投资金额的24%。
因此，对于正值人口红利期的东盟而言，与其坐忧他国资本与东盟劳动力结合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不如主动引导纺织服装、家电等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较大的成熟产业“顺势”向这些国家分散，推动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这不仅有利于通过区域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下的横向风险，更顺应了中国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增进中国的利益。
另外，需要主动引导分散的还有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在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原本几乎是零成本无限供给的环境要素，越发成为产业布局的新约束。尤其是在化工领域，农药中间体、原药行业的安全环保成本快速提升，炼油、尿素、黄磷、工业硅等部分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存在分散迁移的必要性。